慧康网原载: 泾河边人的博客 【置顶】 【首发】 崇文塔下邓小平脱险真实情景 崇文塔下邓小平脱险真实情景 ——邓希贤西安焦村脱险纪实 王 平 邓希贤就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熟知的邓小平的原名。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二代卓越领导人，他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他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从四川广安到法国留学，从苏联中山大学到华夏古都西安，凝结着他年轻的革命斗志；23岁啊！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历尽千辛万苦，为身处逆境，人生最困难时期的冯玉祥将军押送军火，解决了冯玉祥的燃眉之急。可是谁又能想到，只因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以后，邓希贤喊出了“打倒军阀蒋介石”，①却被冯玉祥下令逮捕，这是铁的历史事实。然而胸怀若谷的邓小平（邓希贤），在脱离了冯玉祥虎口56年后的1982年，却用了“礼送出境”四个字概括了那段历史。伟人的大度胸怀，装天地而显宽宏，聚四海而纳百川。阅读《冯玉祥自传》或者冯玉祥写的《我的生活》，却只字未提。军阀的趋炎附势，与蒋介石拜结兄弟，“拥蒋清党”，铸就了他一生的大错特错，自惭形秽。至今邓希贤是怎么脱险离开西安而走河南去武汉的，说法不一，纷纭难辨，使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谜团重重。本文根据王德洋父亲王生芝（陈明生）的生前述说和披露的史料，对邓希贤在西安焦村脱险史实，进行揭秘与剖析，以求正本清源。同时，对“八七会议”后，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希贤改名“邓小平”，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不但没有被捕，而且没有受伤，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再加上他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处逆境却不抗争，受委屈而识时务，又仿佛与寇莱公（寇准）相似，这是不是与他在西安焦村脱险有密切关系。也许会给人们更多的启迪与探讨。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党史工作者的重视和研究，得出符合逻辑的历史结论。 一 尘封的记忆 迟到的相信 1949年5月17日（农历己丑年四月二十日，星期四）拂晓，王德洋（王新盛）的家乡，陕西省泾阳县永乐区崇文乡焦村解放。说来也巧，恰恰在这一天早晨，居住在王德洋家大店（即白彦虎家车马店）李振江（李仛）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早上8时或9时左右，何顺（焦村南窑村民，即何京成）在大店水井上撹水（泾阳人把在水井上用辘轳打水叫撹水。撹读jiǎo）时大喊：“李仛（仛 duó，兄弟中的年长者，泾阳人称仛）媳妇要生娃了”。王德洋母亲平虹芳听到，立即叫上许淑兰（王永庆的母亲，他们两家没有院墙相隔，是直通的）和田惠珍（耿铁的母亲）三脚并作两步赶到李振江家照顾产妇。在王德洋家给产妇熬了红枣小米稀饭。 一个月后，李振江来到王生芝（陈明生）家，让王生芝给孩子起个名字。在焦村人眼里，称王生芝是王先生，这大概和他认识很多字，读过许多书，教过私塾有关吧！王生芝对李振江说：“李仛，你家住的那个窑洞，是邓希贤住过的，邓希贤可有本事呢！23岁就从苏俄留学回国，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教当教员。都是石敬亭在抓他，我姑父（宋林昌）才秘密把他送到陕州，去了汉口。他走的时候说过，共产党早晚会回来的，这不就打回来了。依我看，你的娃就叫做李忠贤，忠于邓希贤嘛，小名就叫做贤娃，官名就叫李忠贤”。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李振江说：“好，就听你先生哥的话，就叫李忠贤，小名就叫贤娃”。那时候，王德洋只有7岁，在一边听呆了。 这是王德洋幼小而好奇的心里，第一次听到了邓希贤的名字。童年对富于传奇人生的邓希贤，使王德洋产生了对邓希贤的敬佩和崇拜。虽然他当时幼稚而不喑世情，也不会写父亲王生芝教给他的“鄧希賢”三个繁体字，但由于李忠贤在他家大店的生长，经常相见，王德洋深深地在心里记下了邓希贤这个名字。 焦村南窑的李忠贤（贤娃）后来招工到咸阳陶瓷厂，以后又调回到泾阳县永乐店陕西省齿轮厂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因心脏做过“搭桥”手术，身体欠佳，在家休养。 1950年2月24日，农历庚寅年正月初七早上，王德洋正在睡梦之中，母亲平虹芳叫醒了他，说他父亲要给高陵徐五村他舅爷家去拜年，问他去不去？王德洋一骨碌爬将起来说：“我去，我去”。拜年，是王德洋童年最奢望的事，不仅在亲戚家能吃好的，还会给大人磕头，挣好多好多的压岁钱，特别是那些年长的老汉老婆，会给他比一般人给的还要多。 王生芝由于自小患小儿麻痹症，手脚走路不太灵活，老受别人的欺负和讥笑。一路上，父亲对王德洋说，他那年只有16岁，而邓希贤已经23岁，很同情他。说是将来打倒了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就能看好这个病。让全国所有的儿童都不会得这个病。在快走到高刘村王生芝一个亲戚家时，父亲告诉王德洋：“刘望（刘天章）就是这个村人，和你爷爷（陈学海）来往密切”。王生芝家的这个亲戚叫刘云昌，王德洋叫表叔，是王生芝二姑的儿子，耳朵有些背，王德洋（王新盛）告诉笔者，他叫他表叔为聋子叔。在吃早饭时，刘云山对王生芝说：“刘望，只是在山西死的太惨了。要是还活着，一定是政府的一个大官”。接着，刘云山又问王生芝说：“你没听我四舅（陈学海，王生芝的父亲，门中排行为四）说，刘望和林金（宋林昌，王生芝四姑父）把那个在西安军校（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当教员的四川人（邓希贤）送到河南陕州没有”？王生芝说：“送到了。林金要是送不到，他就没法向刘望交差。只是不知道邓希贤现在还活着没有”？刘云山说：“要是活着，也一定是政府的一个大官”。 吃完早饭，王生芝领着王德洋向东朝徐五村的方向走去，快到徐五村时，在一个叫窑子头的村庄南边。王生芝对儿子说：“刘望和你姑父爷（宋林昌）事前商量，就是在这个地方，邓希贤坐王一明（焦村南窑村民王吉群的爷爷）幺（泾阳人把赶车叫幺车。幺，读作yao）的车，让我舅找人和你大姑父等八个人把邓希贤给“抢”走了，抢走后。秘密扮装成冯玉祥的兵护送往陕州”。王德洋惊愕地诘问父亲：“既然要送，为什么还要抢呢”？父亲说：“瓜娃（傻娃），你不知道。那时候，兵匪到处抢人钱财，这地方兵匪常抢人抢东西，“抢”走邓希贤后。一可以遮人耳目，二可扮装着冯玉祥的兵东出潼关，在路上不会被人怀疑，最危险的也是最安全的，这是刘望和你姑父爷在演双簧。万一被人发现，刘望还给你姑父爷有石敬亭签字的通行证呢！这个通行证听说是从石敬亭秘书处的一个秘书哪用重金弄到的”。王德洋当时不懂啥叫演双簧，就半信半疑，嘴里咕嘟着说：“谁知道我爷爷给你咋说的”？ 1950年的春天，在一个乌云渐渐散去的早晨，太阳在乌云里露出了笑脸，王德洋随父亲去高陵东城坊村。父亲告诉他，是党和人民政府要给他四姑父爷坟前立碑子，王德洋好奇地问：“立什么碑子，还要我去”？父亲深情地对儿子说：“你四姑父爷的功劳可大呢！高陵县人民政府追认你姑父爷为烈士，还为他发了烈士证哩”。烈士证！王德洋第一次才听说，好奇而又急于想看的他，不由得随父亲加快了脚步。 到了东城坊村（不是现在的东城坊村。那时的东城坊村在奉政塬底下，积水好多，屋子里好潮湿）。在宋志义家的门框上，王德洋看见了金黄色的“光荣烈属”的匾牌。那时候他才8岁，童心的猎奇感，使他第一次参加了为革命烈士的立碑经过，庄严而肃穆。看到人民政府立的墓碑，王德洋心里想，父亲说的是不会有错的。 宋林昌烈士墓，位于高陵县城西偏南约8.1公里处，姬家乡斗赵村南。墓冢土筑。墓前有碑，碑额为“光照泉壤”，正中书“烈士宋林昌之墓”，旁署“中共高陵县委员会、高陵县人民政府”。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及师生前往祭扫。1982年列为高陵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两年，随着西安“泾渭新城”的开发和建设，宋林昌烈士墓已移入泾渭新城公墓。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王德洋家门口的青槐树，在热冷交替的循环中，由和他等身高长成了参天大树，他也由小学、初中进入高中。他酷爱学习，期望从书的海洋里找到父亲给他所说的那些有关邓希贤的记载。他翻遍《红旗飘飘》和多种革命先烈的英雄传记，没有邓希贤在西安焦村脱险的纪实。他纳闷了，对父亲的种种说法顿生疑窦（读音：yí dòu 。使人怀疑之处；疑心）。 更使他感到，似有天方夜谭，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1960年9月，父亲送他去三原南郊中学上高中，一路上父亲对他说，他爷爷（陈学海）在弥留时对他父亲说的，刘望也在三原念过书。刘望曾告诉陈学海的，邓希贤在苏俄留学回来，替冯玉祥押送了三汽车军火——枪支弹药，由库伦经内蒙、宁夏、甘肃到达西安。把冯玉祥感动地设宴接待。就因为喊了“打倒蒋介石”一句话，把人家逮捕了，经刘伯坚说情，放了。又让石敬亭再追捕。说刘望还说：“冯玉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是共产党的胸怀把他暖热了，反过来又把共产党咬了一口，没有良心啊”！是重演“农夫和蛇”的故事。王德洋告诉笔者，他曾诘问父亲说：“那为什么不由内蒙过黄河到陕北，经榆林、延安、铜川到西安，舍近求远呢 ？那为什么现在还说冯玉祥是爱国将军呢”？父亲生气地教训他说：“你这崽娃子，总是爱顶嘴，爱打破沙锅问到底，我咋知道呢”？说着就打了他一个耳光。 当时18岁的王德洋，刚愎自用，再加上他急于想冲出父亲对他的管束，叛逆不知由何而来？他彻底的否定了父亲的说法。父亲委屈而带有教诲的口吻对他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这样，父亲每说一次，他就顶撞一次，最后总是以父子和好而结束。这大概是由于亲情的缘由吧！ 1963年8月，王新盛（王德洋）以高考第一志愿被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录取。9月初他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市委向各高校派驻了工作组，革命在紧张而又有序地进行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8月初到10月底，大字报铺天盖地再次席卷北京各高校。10月18日左右，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字报上突然出现了邓希贤的名字，天啊！这会不会是父亲说给王新盛的那个邓希贤？更可怕的是这个邓希贤居然就是邓小平，而且还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新盛对笔者说：“我愕然，我彷徨，我被大字报的说法弄得不知所措，昏头转向。我当时是院团委的学生干部，我问团委书记安静中，副书记赵依娜，他们也说不清楚”。 1966年秋季，大约在11月底，王新盛所在的“斗批改兵团”，彻底被“东方红战斗队”击垮。王新盛说：“随着我们好心的保护领导和老干部的“保皇”失败，我的心情糟透了。回想起北京“联动”司令谭立夫的说法：“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高兴什么”？我没有造反，也不会造反。我支持，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只希望革命有序地进行，不要打人，更不能损坏公物。就是说，不能打、砸、抢。我的多次认识，违心地检讨，终于过关。我决定也串联。那时候，坐火车不掏钱的串联，便以革命串联的“公私兼顾”，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泾阳县崇文公社焦村南窑”。 这是王新盛1963年9月到北京地质学院后的第一次回原籍。 回到老家后，王新盛对父亲说：“北京的大字报上说，邓小平就是邓希贤。父亲一愣，沉默了好大一会说：“是真的吗”？王新盛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父亲嗷了一声说：“大字报上都是胡说的，你不要信。哪有共产党人造共产党人的反呢？一定是朝里出了奸臣，把毛主席给架空了……”。55岁的王生芝不相信邓小平就是邓希贤。他说：“刘望告诉你爷爷，邓希贤是个很有本事的好人 ，是当时的党中央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往西安的党的负责人。当时的西安是国民党、共产党、国民联军三位一体，情况十分复杂。特务很多，绑架仇杀，抢劫掠财司空见惯。李大钊让刘望务必保护邓希贤的人身安全，可是邓希贤怀才好冲动，不看帆向，明知冯玉祥“拥蒋清党”，还在潼关在有冯玉祥参加的军人大会上，高喊“打倒蒋介石”，让冯玉祥把他给逮捕了。要不是他的四川老乡刘伯坚说情，冯玉祥肯定不会放过他。说不定阴险毒辣的石敬亭会把他杀了”。虽然父亲这么说，王新盛还是半信半疑，必定在他看到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写啊？王新盛说：“我父亲说的邓希贤来过焦村南窑，陈家大店，是否是真的？邓希贤是不是邓小平，是否也是真的？使人一头雾水，真假难辨”。 就这样，“我们父子俩互不相信。酿成了我终生的悔恨”。王新盛无比伤感地对笔者说。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还在陕西省186勘探队上班的王新盛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仍然不相信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王生芝是1980年秋天去世的，他没有看到邓小平辉煌的晚年。 2009年夏季，王新盛在写《泾楚二河泪东西——白彦虎原籍揭秘与起义前后》一文时，在网上收集资料时，惊奇地发现，有些资料和他父亲在世时说的竟不谋而合，奇了！说巧合，不会全是巧合吧！比如。他父亲说过的，邓希贤在潼关喊出的“打倒蒋介石”，居然在 《潼关县志》潼关县历史大事记中有记载，更有《邓小平在险难时刻——险难之二：被军法处拘留》（《南方日报》2004年08月14日）也有披露。笔者现将部分内容摘抄如下： “5月的古城西安，春天的和风细雨掺杂着阵阵寒意。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奋起声讨右派的背叛行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武汉来到潼关动员冯玉祥反蒋。在欢迎大会上，邓演达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演说。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反革命本质，提出打倒蒋介石。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因拜倒在蒋介石的财力援助上，突然转变了立场。当听到邓演达提出打倒蒋介石时，冯玉祥被气得五官挪位，表现出极为反感的样子。他气愤地说：“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但是，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某。” 冯玉祥公开表露极不耐烦的情绪，使讲台上的邓演达十分尴尬。就在这时，台下队伍中站起来一个身着灰色军装的小个子军人，他高举拳头操着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打倒刽子手！”这个人就是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邓小平。 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如同万钧雷霆，震撼了台上台下所有的人，会场开始骚动。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不一会儿来了七八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邓小平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士兵手指邓小平高声喊道：“就是他！”“带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道。 “为什么带我走？我要找冯将军告你们。”邓小平气愤地说。“冯将军？哈哈！不要忘了，你是反蒋的，冯将军是拥蒋的，冯将军和蒋总司令是拜把子兄弟。” 于是，邓小平被士兵推推搡搡地带到军法处，不由分说地把他关进一个幽暗的房间里，准备进行严加查办。 刘伯坚听说邓小平被拘的消息后非常着急，动用所有关系，经多方做工作，并亲自向冯玉祥保释，军法处终于在第二天释放了邓小平。 6月下旬的一天，刘伯坚拉着邓小平来到中山军事学校大院外的一个树林里，急切地说：“10日，汪精卫同冯玉祥等在郑州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开封政治分会，冯玉祥被任命为分会主席。会上，汪精卫还攻击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已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现在汪冯又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矛头对准共产党，看来形势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 “刚才军部秘书处的一个同志告诉我，冯玉祥接到一封密电，要他暗杀苏联顾问鲍罗廷，还命令他把全军的政治处处长调到开封集训。什么集训？我看他是想把共产党员囚禁起来。” “情况紧急，我们得想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邓小平脱掉军帽，攥在手里说。 “据我分析，冯玉祥是不会杀害鲍罗廷的，他还不至于丧尽天良，去年他访问苏联是鲍罗廷陪着去的。他把那么多共产党员押到开封，究竟想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估计他们要采取什么行动。”“那怎么办？” 刘伯坚郑重地说：“史校长已经受到监视，不便行动。现在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决定派你立即去汉口，向党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 笔者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也看到了这样得一段话：“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邓希贤，就是由苏联奉调到冯玉祥部队的第一批人员。这一批共选调二十几人。他们于1926年年底从莫斯科起程，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即今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了三个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三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希贤和王崇云、朱世恒两名共青团员。他们三人乘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三辆，都有苏联人驾驶”。④ 1982年９月14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的谈话也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⑤ 从上面的这些文字不难看出，王生芝在世时对王新盛说的，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当人们儿时的记忆在人生的长河中渐渐稀释并沉淀之后，由起初的不相信而成为迟到的相信，往往使人追悔莫及，后悔的心常常遭到良知的鞭笞。庆幸的是，2011年3月陕西省老干局发出：“饮水思源”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型征文的“一缕春风”，轻轻地撩开了王新盛尘封多年的记忆，融化了他心中多年的遗憾和自责。思维的涟漪浮现出了他父亲的泪花和述说。这还得从刘天章和宋林昌1926年初夏在焦村陈家大店建立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说起。 系统分类: 奇趣 个人分类: 默认 本文标签:泾阳县崇文塔邓小平 ·本文只代表博友个人观点。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新华网共同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上一篇：汤加王国的瓦瓦屋 文/雅致 评论(0) | 阅读(23) | 推荐(0) | 打印 | 举报 分享到： 2014-01-29 19:49 引用此文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shunlichen.home.news.cn/blog/a/01010070AC4E0CF6AAC3FF14.html 复制链接 此文评论 发表评论 用户名： 密码： 个人主页： 评论内容： 验证码： 个人信息 泾河边人 发消息 添加好友 收听TA 公告板 暂无公告 我的分类 暂无分类 我的文章连载 张瑜阿里行 泾河文化之旅-追寻泾河魂 再听父亲讲那儿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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