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生育计划。

生育权：

从国家管控回归家庭选择

乔晓春担心基层计生工作的观念和思路不能根据中央的意图做出及时的调整，而曾担任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司长一职的肖绍博教授，则是担心未来的计生工作转型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多次前往瑞典实地考察并详尽分析过瑞典的家庭服务中心模式后，肖绍博认为，未来的服务型计生工作，瑞典模式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选择。

萧绍博说：“瑞典模式不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是为了支持家庭发展，因此它叫家庭中心，它至少有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他们隶属不同的部门。”

人口只有900多万的瑞典，行政区划上分为三个等级，最基层的市一级，管辖人口约3万，大致与我们的一个镇相近，而在这一级行政区划的服务内容中，就包括了婴幼儿发育测试、孕期保健、亲子教育、老年服务这些以家庭为目标的项目。形成了多部门、多专业、多功能的服务网。

“它是用这个模式来支持家庭发展，而家庭发展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能够控制你自己的生育，我们国家的生育愿望和人口发展的水平可以说已经接近瑞典的这个情况，至少在东中部比较接近。因此这个经验就很有用了。”萧绍博说。

计划生育，生育计划，简单地换一换前后顺序，代表的意义却是生育权利从国家管控到家庭选择的回归，而这样的回归，显然离不开政府对过去三十多年的公民权利牺牲做出补偿。当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已经明确计生工作应向注重服务家庭转变时，针对可能出现的生育高峰，我们的教育资源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足够的医疗队伍和技术去支撑高危育龄人群的母婴平安吗？超出育龄的失独家庭，除了经济上的补偿，基层政府将他们的精神抚慰纳入日常工作考量了吗？显然，在二孩政策刚刚落地的新年里，为生育服务，才刚刚起步。

“现在到了不是算总帐，而是吸取教训往前走、来一个巨大的深刻的变革的时候了。其中一个变革就是把管理化为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管理越来越柔，使服务越来越亲民，越来越个性化。计划生育可以说是我们计划经济模式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在人口形势变了，群众生育愿望变了，中央决定也下来了，该是这个转折的时候了。”萧绍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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