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康网人口决策需要”大数据”， 甲甲重阳。人们的生育行为决非只是生物医学过程，而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现象。从生肓愿望到生育结果，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状况、科技水平，也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心理，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两者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并非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另一方面，生育行为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法律，取决于有权直接影响政策与法律设计、修改和执行的人士（两会代表，舆论人士，党政官员和有关研究人员等），取决于他们和她们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表达能力。不仅如此，还取决于他们和她们手上掌握的数据，眼里能看到的数据。最为焦心的是，这些个人观察结果和大小统计调查可能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假定，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在不同的环境下得到的，往往互相矛盾，甚至是各说各话。这些异构、异质的海量数据，用传统的方法很难处置，据说，这就是＂大数据＂所要，也能够解决的。若果真如此，我们需要＂大数据＂！ 盼望这样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能象智能手机、微信、微博和余额宝似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那样简易可推广、自推广，在一年半载内真正用到大人口研究决策和生命全程数据采集与汇总分析过程中耒，使我们得以＂智慧人口与发展＂，避免或减少如日本少子化和急速高老龄化带耒的社会代价。 请参考甲甲重阳日前关于单独二孩的两篇转载的报道，以及下面一篇政协委员的专访，转于沃资讯，原题《教授：社会抚养费是恶政》 2014年3月11日 03:39 来源：北京青年报 全 文 浏览原图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资料图片）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已经连续五年就调整人口政策问题提交提案。从2010年开始，王名就提案建议放开二孩管制，而从2013年开始，他的提案则进一步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在王名和其他代表、委员的推动下，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八个省份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新政。 昨日，王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已经不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他还认为，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废止应只是时间问题。 对话人：王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单独二孩 “申请人数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北青报：放开“单独二孩”后，有人认为对目前的低生育率影响有限，也有人说会显著提高生育率。您认为这个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名：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率拥挤问题，我个人推测，不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 生育率能提高多少尚需观察，希望卫计委公布相关数据，把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有多大以及每个月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公布，这样就能做出分析。我认为，第一年会是很重要的反弹期，现在来看，这几个月，申请人数是有限的。尽管说北京有多少人打爆了电话，但很多只是咨询。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很多城市的申请人数，远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还有一个现象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而且，我们的一胎化政策不是一个有效执行的政策，一胎化真正有效的人群往往是体制核心人群，体制外的边缘人群，想生的话，早就用各种方法突破了，所以，“单独二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弹性值并不高，不要预期弹性值很高，这个政策实施以后，对核心人群的影响有限。 北青报：那么，我国什么时候可能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王名：从整体上讲，我把“单独二孩”理解成一个过渡政策，从原来的一胎化政策向二胎化政策过渡的中间政策。大家关心的全面放开生育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列不出时间表，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是要尽可能地缩短，二胎化政策对我们当前的低生育率和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缩减，包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过渡期太长，这个影响就不大，我们希望这个影响大一点。 上一页余下全文下一页 (1/3) 沃资讯 教授：社会抚养费是恶政 北青报：现在还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决策层的担心主要在哪里？ 王名：我觉得决策层没有担心，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决策层的担心，现在主要问题是，数据还没有出来。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已经转型了，只是转型以后我们需要一个观察期。转的过程需要多长，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干与不干的问题。如果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体制上会有一些阻力，因为我们旧体制还在运行，体制上还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 北青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将来全面放开生育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王名：我今年的提案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不是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放开，越早放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少，越晚放开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大。 社会抚养费 “成立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 记者：您今年还提出要全面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名：我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尽管我们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负担”来考虑。那你有没有想过多生了孩子其实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 我们现在讲人口红利，红利在哪儿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带来的红利吗。 北青报：如果废除了社会抚养费，是不是部分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因此受到影响？ 王名：社会抚养费千万不要理解成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准确地说，这部分钱不是用于财政的，而是用于社会的。所以我这次提出，我们一定要关注一胎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失独家庭问题。这个钱首先不能再征收了，如果历年征收有结余的话，我建议，把结余拿过来，成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这就正好符合设立社会抚养费的初衷了，这个钱要公开、透明。 失独家庭是谁带来的？相当程度上是一胎化带来的，所以这就需要国家来承担责任，那么就要拿社会抚养费来作为救助基金，这起码体现了国家是负责任的。除了成立国家基金给他们必要的救助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组织来关怀、帮助他们。 我的理解，社会抚养费制度要不要废止已经不是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它什么时候废止的问题了，就像前不久的劳教制度一样。 北青报：和它相关的，有人认为不敢全面放开计生政策是因为全国有那么多计生干部，他们会不会因此失业？ 王名：不要把放开生育理解成不要计划生育 上一页余下全文下一页 (2/3) 沃资讯 教授：社会抚养费是恶政 ，不要人口政策。我认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计划生育的升级版。计划生育指的是，综合调节人口政策。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政策的三个方面，而不只是生育控制这一个方面。 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计生干部来做更多的工作、来参与人口政策调整，而不是不要计生工作。第一个是怎样有效控制和稳定人口规模，别看我们现在控制人口规模，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人口激励呢，我们会有这个阶段的。第二个是人口结构，比如年龄结构，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男女性别结构也出现失衡问题。第三个就是人口质量问题。 奖励生育 “十年后我们的人口绝对数量会往下走” 北青报：您建议要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王名：这个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政绩，是指一个地方出现超生以后，其他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掉。政绩考核不能再拿计划生育来作为指标了。我们倒是希望，到一个阶段会反过来看，哪个地方多生了，哪个地方奖励。 北青报：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 王名：你不信的话将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按官方口径是1.1、1.2，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不萎缩才怪呢！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社会上没什么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多生一个孩子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北青报：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 王名：在伊朗、在新加坡、在韩国、在日本、在俄罗斯，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日本的奖励制度金额还挺高的，俄罗斯也是，“英雄母亲”，这没几年时间啊。以前在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以前也是严格控制人口啊，现在也奖励生育了。你说我们中国这个路能有多长？就像我们现代化一样，这么快，我们人口转型也要跟得上。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人口的峰值大概是在2024年左右，十年后我们人口的绝对数量会往下走。我们到了峰值往下走的时候，就会走得很快，我们现在提出呼吁人口政策调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 (原标题：“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应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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