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１０月１０日电（记者蔡玉高、蒋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９日发布的消息，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１２次会议经过４日至６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评审后，决定为《世界记忆名录》新增４７个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的南京大屠杀再次因申遗走入公众视野，在人类记忆中留下历史的血色底版。

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申遗进程的新华社记者将对读者讲述申遗前前后后的故事，再现历史惨痛的一页，讲述一个城市和一个民族对惨案的回忆和思考，对和平的珍视和祈愿。

迟到的共识

时间流逝，记忆能否长存？

２０１５年，二战和抗战硝烟散去已经整整７０年。

今年，距离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已有７８年；距离１９７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已有３９年；距离１９７９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３６年；距离１９９６年，广岛和平纪念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过去１９年……

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一直推动申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听到这个消息后松了一口气，也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迟到的共识。”他说。

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介绍，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其中，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该项目的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对照这一目的及另外两大惨案的申遗，推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之举是十分必要的。”李明华说。

在国际史学界，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长崎核爆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引发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南京大屠杀历史及相应研究逐渐回归国内舆论。

１９９５年，二战结束５０周年。《芝加哥论坛报》前记者、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待了２５天。她随后完成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１９９７年连续两个多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最佳畅销书，长时间淡出国际视野的南京大屠历史在英语世界重获关注。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开始于２００９年，作为南京市人大代表，朱成山提交了申遗议案。南京市政府当年便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申遗相关工作。２０１０年，系列文物档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２０１４年３月，由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档案局等７家单位联合申报的１１组档案，经多方慎重挑选，主要包括胶片、照片和文字材料。这批形成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之间的历史档案，历史线索清晰、纪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申报档案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外国友人拍摄的纪录影片、国际安全区中国妇女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档案，我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

“每一件档案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朱成山介绍。

残酷的记忆

列在此次申遗的１１组档案第一位的，是国际安全区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的日记。她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的８４个日夜里，用３万多字记录下南京城这段凄风苦雨的岁月。

白天，６２岁的程瑞芳和同伴们撑起一顶已然千疮百孔的“保护伞”，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庇护；晚上，昏暗灯光下，她用和着泪水的墨水写下一篇篇日记：

“１２月１１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害……”

“１２月１４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１２月１７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１１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

程瑞芳日记记录的，是一场烙印在人类文明耻辱柱上的大屠杀中最真实的场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南京城变成人间地狱，３０多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被以各种方式屠杀，２万多名妇女被强奸，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

日记发现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说：“越读越感觉悲愤，我们的同胞曾经生活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程瑞芳不仅逐日记录下大屠杀期间见闻，日记内容也与此前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构成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证言的完整链条，成为不可撼动的铁证。

翻阅这次作为申遗材料呈送的１１组档案，日军坦克、装甲车疯狂地炮击南京城；一片断垣残壁的南京，受辱后痛苦万分的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街道上、水塘中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一篇篇文字、一张张图片记录下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入侵兽军蹂躏，也以最直接的方式揭开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伤疤。

“在人们印象中，申遗更多是要体现文化存在的意义。而这次申遗，是通过展现我们国家与民族惨痛的血色记忆，让全人类警醒侵略战争的残酷，了解维护和平的重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认为，南京大屠杀申遗将一国的文献遗产，上升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捍卫人类尊严、珍惜世界和平，需要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

申遗档案中唯一一组视频史料，是当时身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１６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长达１０５分钟的视频。其中一段，画面里一个身中３０多刀的孕妇满身是伤、奄奄一息。她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已有７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和父亲躲进了安全区，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栖身。１２月１９日，三个日军士兵发现了他们，并欲强奸李秀英。她拼死搏斗，脸部、腿部、腹部共中３３刀，后经美国医生威尔逊全力抢救，侥幸存活，孩子却流产了。

战后，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人物曾在多个场合控诉日军罪行。更曾以高龄之身远赴东京，起诉污蔑她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作家。

“大屠杀给母亲带来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她毕生深受折磨。”李秀英的女儿陆琪说。但最让她难忘的是历尽劫难的母亲２００４年临终前留下的最后的话——“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象征和平的花

一个民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记住历史，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当下立身。

日本近年来也接连推出与二战有关的申遗事项，申报项目甚至涉及专门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日本神风特攻队。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和不断增添的历史证据，乃至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日本右翼却在不断狡辩、诋毁，以达到否定历史的目的。

２０１４年６月，我国宣布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后，日方一直通过官方和民间团体对我申遗提出“抗议”。

２０１４年６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要求中方撤回申请；

２０１５年初，日本宗教团体“幸福的科学”派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递交申请，以两项目“虚构”为由要求终止申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日《产经新闻》报道，福冈市的妇产科医生、８０岁的天儿都女士表示，中方将父亲麻生彻男拍摄的“慰安妇”照片作为申遗材料存在版权争议……

在朱成山看来，日本右翼一直把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否定侵华罪行的突破口，绝非偶然。“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有着突出地位，将二战中的日本钉在了‘侵略者、战败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历史定位上；另一方面，这个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反人类罪行的典型符号。”

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历史的行径，日本国内有良知的人们同样无法容忍。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本多胜一和笠原十九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就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对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

松冈环等日本民间友好人士３０多年间往返中日近百次，走访了超过３００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２５０余名日本兵，将“理解中日历史，与受害者同行”作为毕生的座右铭。

近年来，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等日本前政要陆续造访南京向大屠杀遇难者致歉……

历史的真相，并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被抹杀。还原真相，历史才能最终走进历史。

大屠杀幸存者、８６岁的夏淑琴老人听到申遗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

６５岁时，她曾踏上日本国土，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

７７岁时，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她是“假证人”，老人愤慨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终赢得诉讼。

“如今，这段历史终于成为人类共同记忆，意味着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真实性的认可。”在南京家中，夏淑琴欣慰地说。

夏淑琴家中橱柜上，一张照片格外显眼：老人手捧紫色花束，笑容灿烂。

“这叫紫金草，是象征和平的花。”夏淑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