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康网按：教育是国家大事，关乎民族素质，社会进步，家庭福祉。百多年来，北京大学一直是 倡导新文化也是新教育的前沿阵地。甲甲重阳憧憬全民智慧健康/教育，求索不已。昨天在网上读到北京大学100年前校长蔡元培的新教育梦，深受启发，已转 载。今又在网上发现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关于当前和未来教育与考试的三篇文字，颇有共鸣，赶快转载于此，盼更多网友受益:如您是一个”不安分”的 学生的家长，可就此重新考虑如何鼓励和帮助您的孩子摆脱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系统重荷，奔向个性与共性统一的人才成长目标;如您也想投身教改的探索，那就让 我们共同努力求索。
［1］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中国何时才会有从容的大学
［http://education.news.cn/2015-11/13/c_1117128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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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3日 08:22:57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许是教育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未来劳动力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教育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正在减弱。今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趋势,固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导致的投资动力不 足。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教育技术越来越发达,但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并没有表现出企业所预期的创新能力,市场对他(她)们的评价——工资——甚至低 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工,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对教育的信心和信任。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将来有一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中国的人口供养比例终会发生逆转,这不仅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资源占有和资源使用的失衡矛盾将更加突出。如果不能通过持续有效的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根本性调整,中国目前所拥有 的全球竞争力将会迅速被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这几乎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教 育。只要教育能够长期保持对社会劳动力之创新能力的支持,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被大量涌现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成果所抵消,社会总福利就依然处 于盈余状态。反之,如果教育无法有效提供对社会劳动力之创新能力的支持,新增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成果所带来的正效应就无力弥补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负效 应,社会总福利就会持续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很难实现逆转。令人忧虑的是,当代中国教育似乎已经无力满足社会的创新要求,承担这样的创新使命。
首先,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正在迫使中国所有的基础教育机构和家庭不得不将学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如何通过大规模重复性训练和技巧在考试 中尽可能地获得更高分数上,这个“低水平陷阱”正在慢慢侵蚀和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熟练、细心、中规中矩等素质对于成绩提高的贡献 率要远远大于创新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创新性思维也许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中国教育改革处于极为艰难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不打破“应试教育”的魔咒,创新将无从谈起；但一旦打破看得见的“分数”标准,又会担心无力确保社会公平。在这方面,美国大学招生考试中一系列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甄别和评估优秀人才的办法和途径,以及迫于越来越大的公平性压力,国有机构在招募新员工时也渐渐采用考试——特别是笔试——方式, 导致整个社会不得不走上单一性的高学历教育路径。教育不但被考试所绑架,同时也被学历所绑架。教育过程被异化为一级一级获取学历证书的过程
第三,与中国社会目前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崇拜”相适应,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业已陷入各种各样的“数字化泥沼”而难以自拔,因此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越 来越力不从心。出于对资源竞争的需要,大学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一个个“数字化成就”:生源质量以高考分数为评价指标,科研水平以科研成果获奖数量为 评价指标；教师水平以发表论文数量(近期加入了质量)为评价指标；校友成就以官员级别、富豪数量和科学家人数为评价指标,等等。
大学变成了一个个为完成各种各样的生产指标而成立的车间。这种“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严重抑制了大学自身的创新机能,也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的培养。由于 无法通过数字化指标进行评估,大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本科教学——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不仅导致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而且削弱了企业开展自主研发的能力。 在这方面,美国顶尖大学从容不迫的心态、自由宽松的氛围以及对本科教学扎实有效的重视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2］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说： 高考从看“分”转向看“人”，是新高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从长期来看，《实施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即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将教育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摘自:
聚焦高考（上）：新高考“指挥棒”指向哪儿［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521/c40531-27032925.html ］
记者 张 烁
2015年05月21日08: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新高考“指挥棒”指向哪儿（教育视界·聚焦高考（上））

2014年高考分数揭晓首日，考生意气风发。
资料照片
编者按：还有十几天，高考就要来了。就在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到2020年基本建 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新高考，新面貌。比如，取消文理分科，部分科目两次考试，高职院校 单独考试，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试行“专业+高校”的志愿填报方式，取消投档批次……这是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力度最大、最全面、最系统的高考 改革，也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如今，“指挥棒”变了。新高考“指挥棒”指向哪儿？从本期开始，文教周刊将连续聚焦高考，敬请关注。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不做“分数拜物教”的奴隶
浙江杭州高级中学高一学生小张，有些兴奋地得知，自己两年后的高考不全凭分数了。老师告诉大家，将对所有同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包括学生的品德操守、责任义务、行为习惯，还包括身心素质、运动技能、艺术素养和参加研究性学习、科技创新活动的情况。
高考从看“分”转向看“人”，是新高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从长期来看，《实施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即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将教育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说。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在教育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争论不休，常常为了“高分低能”的矛盾结果纠结不已，这一切，高考“指挥棒”难辞其咎。30多年来， 我们习惯于围着高考分数转，因为高考要分数，所以“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高分低能？没有关系，分数高就行。不锻炼身体？没有关 系，反正这对考分无贡献。品德良莠不齐？没有关系，一切考分说了算。
在残酷激烈的入学竞争中，人们只能狠下心来，舍弃对人的健康成长更有价值的经历和体验，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一边义无反顾地成为“分数拜物教”的奴隶。那些企图与之对抗的中学、学生和家长，几乎都成了堂·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高考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白无误地向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坚持正确育人导向。”
新高考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新高考方案中，大学招生录取将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行多元录取。综合素质评价如何进 行、如何使用，尽管在全国层面上还没有明确规定，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可供参考的新高考试点浙江，已经迈出了可贵一步。在浙江，高考成绩可以只占综合成绩的 50%，高校组织的综合素质评价可以占总成绩的30%—40%。这样算下来，如果两个学生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差10分（百分制），就将在最后的综合录取成绩 中差30分（按高考总分760分计算）！如此一来，综合素质评价绝不仅仅是“可有可无”，而是跻身决定性因素之一。
这同时意味着，高校将拥有高度的招生自主权，需要尽快“学会招生”。在以往“唯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高校仅仅是简单地“据分录取”，在改革之后，高校 将根据学科、专业和发展的需要“按需招生”，不仅要研究制定一整套适合人才培养和改革发展需要的招生标准、条件和程序，还需要培养建立一支大规模、高素 质、专业化的招生队伍。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致力于社会阶层正常流动
公平，是新高考方案中最闪亮的字眼。
甘肃省秦安县民生高级中学的老师和学生，还记得去年在新闻中看到新高考方案时，精神为之一振。新高考方案要求，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 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部属高校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3年的6个百分 点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
“这对河南、山东、广东等考生大省是利好！”郑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包军难掩欣喜之情。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杨素珍几乎在同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她说：“这对山西这样没有部属高校的省份来说，必将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新高考方案中“公平”二字的地位之高，让不少人“出乎意料”。“尽管此前社会上流传着高考改革方案的多个版本，但没有一个版本具有《实施意见》的超越 性。”秦春华解释说，新高考方案跳出了教育本身，站在政治与社会的高度，通过考试招生制度这一具体而微的改革，努力实现中国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重建社会 的正义、公正与公平。
是的，新高考方案是对高考做出的规定，却绝不仅仅局限于高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方案站位更高，关注的实际上是高考作为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所内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代际转换、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因此，新高考方案不仅旗帜鲜明地将促进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政策措施予以保障，每一项措施都提出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有些甚至严格规定了具体数据指标。这些措施包括：
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综合考虑生源数量及办学条件、毕业生就业状况等因素，完善国家招生计划编制办法；
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部属高校、省属重点高校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名额招收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秀农村学生，要求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明显增加；
破解择校难题，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具体办法，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和升学考试的政策措施；
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2014年底出台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
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申请学生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试点高校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
科学选拔各类人才
“取长补短”变“扬长避短”
高考分数能够真实反映考生水平吗？如果能，为何会出现“高分低能”之弊？如果不能，为何以此为招生录取依据？长期以来，高考制度能否科学选拔人才，常常受到质疑。
科学性，正是新高考致力追求的目标。《实施意见》明确指出，“体现科学高效，提高选拔水平。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
一个数据也许可以“一滴水见太阳”。新高考要求打破传统“文理分科”，考生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3个科目成绩组成，根据浙江省 教育考试院的初步摸底调查，拟选择“理化生”和“政史地”之外其他组合的学生比例达到6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原来有60%的学生不能“学其所好”“考 其所长”，而现在，更加尊重学生的自主发展权和自由选择权，高考由“取长补短”变成了“扬长避短”。
新高考科学 性的提升，体现了对个体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考试评价内在功能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方案不仅在考试内容上更加强调综合性、基础性，注重考察考生运用 知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实现了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相结合、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相结合。具体有以下4个“打破”：
打破“一考定终身”。新高考要求，创造条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会。在试点浙江，外语和选考科目均实现每年两次考试。
打破“用同一把尺子测量所有学生”。新高考优化考试科目，不再划分文理科。在试点省份，“3+3”的后一个“3”，由考生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中自主选择。
打破“职校高校一勺烩”。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为职业技能型人才提供不同的招录渠道和发展路径，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
打破“志愿填报高风险”。推行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方式。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这样一来，高校及其学科专业的质量、特色将可能取代高校名气而成为考生入学选择的主要因素。
高考改革步伐铿锵，试点已于去年启动，2017年新高考将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让我们共同期待！
[3] 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解码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4/291129.shtm ]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一定不是面向所有学生而开设的，它只针对少数对某一门课程、某一领域最有兴趣的而且是学有余力的学生。
【出 现】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也许为解决当前基础教育应试倾向过重的现状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它至少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原来世界上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和应试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
去 年的早春，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宣布，从2013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大学将与全国部分中学合作试点开设“中国大学 先修课程”，北大招办对课程成绩予以认可。首批开设的五门课程为：微积分、电磁学、大学化学、中国古代文化、中国通史（古代部分）。当年秋季学期，课程列 表中又新增了计算机概论和地学。应当说，这是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把已经在美国施行了70多年的“大学先修课程”理念在中国付诸实际——尽管二者并非同一事 物。
2013年5月20日，北京大学成立考试研究院，并下设“中国大学先修 课程中心”，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出任研究院理事长，北大、清华、天大、复旦等高校的招办主任作为理事参加了理事会。2013年9月14日，“中国大学 先修课程中心”组织了首次考试，并在考试结束后将试题和学生成绩提供给部分985高校作为自主选拔录取的参考依据。一年来，“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低调、稳 健、有序、高效地推进，努力在中国探索一条实现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无缝链接”的可能性路径。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推出之后，社会舆论争议很大。第一个质疑是它会不会增加学生负担，其意暗指此举与教育部关于“减负”的政策相冲突。
我 认为，这种忧虑是对教育部“减负”政策的误读和僵化理解。首先，在进入大学之前，学生的受教育周期分布在不同阶段，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特点。“减负”政策的 目的，在于减轻初级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学生的课业负担（而非学习负担）；如果到了高中阶段，仍然僵化地执行这一政策，很可能的结果是学生的“负 担”的确减轻了，但教育质量也随之下降了。其次，在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形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应试培训”（培训不是教育，因此 我不再使用“应试教育”一词）模式下，学生面对的是数不清的作业和试卷，以及毫无意义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这些的确是应当大减特减的负担；但如果学生面对 的是多样化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么，这些很可能就是最快乐的事而非痛苦不堪的“负担”——哪怕这意味着也许他 （她）要阅读更多的书，查找更多的资料，参加更多的活动以及更少的睡眠时间，等等。事实上，即便是在“快乐教育”最发达的美国，最好的私立高中（而非一般 的公立高中）的学生也是非常辛苦的，那些想读哈佛、耶鲁等顶尖大学的学生，其辛苦程度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他们和我们的唯一差别在于他们很快乐而我们很痛 苦。最后，“学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对于少数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他（她）面临的问题不是负担重，而是吃不饱。强迫他（她）和其他学生齐头并进，对他 （她）而言既是痛苦，也不公平，还意味着浪费。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老祖宗“因材施教”的方式，给他（她）们提供一个能够满足需求的恰切选择呢？为什么一定 要把这些“波峰”拉到平地才算是公平呢？总而言之，“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一定不是面向所有学生而开设的，它只针对少数对某一门课程某一领域最有兴趣的而且 是已经学有余力的学生。
上述分析也许显示了理论的“苍白”，真正有说服力的 还是学生的自我感受。一位选修了“大学化学”课程的同学说：“这种感觉就像是荔枝，外面的壳看起来很难吃，但是剥开以后发现很诱人，咬下去特别好吃……” 一位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在试卷上写道：“看到这张试卷的第一眼，我就差点哭了。题型很新，题目很活，基本偏向于开放性试题，作为应试教育产物的我，真的欲哭 无泪。学了两年的竞赛，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的题型，也没有想过这种不止一种答案的题该怎么去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也许为解决当前 基础教育应试倾向过重的现状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它至少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原来世界上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和应试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 方式。
【师 资】
小学、中学和大学只是按照受教育者年龄所划分的不同阶段而已，每一个阶段都应当配备一个国家中最优秀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而且，越是临近开端，教师的力量应当越强。
社 会舆论的第二个质疑是课程由谁来教？一种选择是由大学教师来教。许多观点批评说这不现实，因为大学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工作。其实也不一定——虽然 我本人也不主张由大学老师教。一方面，教育是连续性的，如果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完全割裂，大学教师只在本科阶段才接触学生，他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组织并完成 教学和人才培养任务。因此，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的美国，一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顶尖学者，在中学教育上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有一些 北大教授正在沿袭民国传统，深度介入中学教学活动，完全义务而且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从基本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入手提早进行影响和干预的话， 现阶段从高考应试模式进入北大的许多学生根本无法适应北大当前的本科教学变革。另一方面，有些中学毗邻大学，或者本身就是大学的附属中学，当然有条件邀请 大学教师来为中学生授课。因此，“中国大学先修课程”未必不能由大学教师来讲授。
然 而，对于那些既不毗邻大学也非大学的附属中学的大多数中学来说，如果要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授课教师就应当是中学教师。许多观点批评说这也不现实： 中学教师怎么能教大学的内容呢？对此，我不禁想反问一句：“为什么中学教师就不能教大学的内容呢？”这说明，我们有可能在用一种错误的僵化的眼光来看待中 学教育和中学教师，认为他们在地位和能力上均低于大学教育层次——以此类推，小学教育和小学教师就低于中学教育和中学教师。实际上，恰恰相反，小学、中学 和大学只是按照受教育者年龄所划分的不同阶段而已，每一个阶段都应当配备一个国家中最优秀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而且，越是临近开端，教师的力量应当越 强。因此，对于博士去教幼儿园孩子的现象人们不但不应当感到惊奇，反而应当感到欣慰，这意味着在孩子最初成长的阶段，他（她）也许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 一向认为，不一定只有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才能去做中学教师，凡是热爱孩子，对教育有兴趣也有能力承担起教学任务的人都可以而且应当从事教师工作。美国并没有 独立的师范教育院校，但这并不妨碍它产生出像芝加哥大学这样蜚声世界的以“教学”为使命的综合性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以及全球最顶尖的教师，似乎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目前，一些中学已经从北大、清华等“985高校”中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博士和硕 士担任教师，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起“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讲授任务。对于那些现在还不具备条件的中学，北大等相关高校可以提供相应的教师培训和课程指导，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课程开设工作。
参加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讲授的教师有许 多收获。他们说，在先修课程的教学中，“不仅要教会学生掌握知识，还要使他们能够掌握知识的原理和推导过程，更加接近现象的本质；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文献和 撰写报告，使他们较好地掌握如何快速提取文献中的信息并且从信息中扩展思维，找出新的研究点，这些都是和以前不同的巨大挑战。”同时，由于要讲授大学的内 容，也迫使教师主动寻求进修和培训机会进行知识和思维方式的更新，进一步拓宽视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学必修课程的教学质量。
【开 放】
对于部分高校和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成绩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因素。
社 会舆论的第三个忧虑来自开放性——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吗？事实上，从一开始，“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就不是北大一家的独角戏。在北大之前，北京和浙江的多所 大学和中学已经开始类似课程，只不过在与招生入学的挂钩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此外，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的理事会由教育考试主管机关、中学校长和教师以及北 大、清华、天大、复旦、北师大、北航等高校招办主任等构成，“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中心”吸引了一大批京内外一流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共同参与，有些课程已经 在全球“慕课”平台上上线。除北大之外，清华、复旦、浙大等高校陆续在自主选拔录取中参考了先修课程成绩。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北大自始 至终坚持了开放、民主、平等、协商等原则，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关 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 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那么，未来高校招 生时如何进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除了高考成绩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作为综合评价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部分高校和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中国大学先 修课程”的成绩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因素。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 这固然不能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但的确应当是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脱离国情的简单移植，盲目匆忙的原样照搬，很可能会把一件好事办 砸。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建设问题上，我们一直小心翼翼，边研究边干，在干中学，在干中不断积累总结经验。我们之所以没有直接照搬美国AP课程体系， 特别是没有匆忙推出大学先修课程教材的原因就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原标题：《“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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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明白：“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不是面向所有学生而开设的，它只针对少数对某一门课程、某一领域最有兴趣的且学有余力的学生。如您是这样的学生的家长，可就此 考虑如何鼓励并帮您的孩子摆脱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系统重荷，奔向个性与共性统一的人才成长目标;如您也想投身教改的探索，那就让我们共同努力求索
2015-11-15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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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游客[118.186.147.*]
举报 作者一针见血：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教育技术越来越发达,但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并没有表现出企业所预期的创新能力,市场对他(她)们的评价——工资——甚至低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工,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对教育的信心和信任
2015-11-14 20:38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慧康网 » 2015-11-14 07:58 【转载】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怎么看当前教育与考试？转载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