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康网回忆爸爸摘录
爸爸生于1910年，故于1998年，经历了满清帝制被推翻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演变年代：从被列强凌辱掠夺苦难不堪到军阀混战，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文革、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实施并呈现大好趋势，开始初步朦胧展现中华民族复兴并通往强盛光明的前景。在如此的社会环境演变历史阶段，爸爸是是一个为人正派、治学勤奋严谨甚至可谓一丝不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
小妹作为家里四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1956年出生，1966文革开始时才10岁，结果是一直跟随父母生活，对爸爸的了解更多。
小妹曾系统整理阅读过爸爸遗留下来的信件，发现所谈论关心的几乎都是工作和学术工作内容的，私人信件很少，涉及到家事家史的可说是没有。就人际关系而言，爸爸没交几个朋友。爸爸也难得讲起表扬别人的好话，不过爸爸也从来没有在背后讲过别人坏话。他的一生不嗜烟酒，也从不挑剔饮食，并且也无其他业余爱好；但是格外钟情于读书。记得在1959到1962三年困难时期，星期天时爸爸比较表现出的，算是仅有的一种爱好，就是跟他的另外一位也是教授的朋友去逛旧书店，每逢买到他满意的什么旧书，回来后他们还会在家里津津乐道一阵。我们儿女一辈都记得，我们小时候候晚饭后只要静下来，他都会钻进他的书房读读写写。那时候我们觉得爸爸好像就是为他关注的学术学问求知而活着似的。
不过在关及国家民族大事上，爸爸是有爱国精神和鲜明正义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期爸爸作为清华大学的公派留美学生（1948-1950）正值在美留学攻读经济学学位，面临祖国解放的历史大进程，爸爸积极参加了留美学生进步活动，拥护新中国成立，他们不顾并冲破当时势力还很大的在美蒋特的各种威胁阻拦，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升五星红旗的活动。随即在收到清华大学敦促留美生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信件后，积极响应决意中断学业回国。经过一番曲折终于跟一群留美学者和留美学生乘邮轮回国，1950年5月绕道回到天津港；据爸爸讲，那是最后一班的能通往新中国的邮轮，此后就被美国政府禁止了。
虽然文革期间爸爸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过，但运气好，没有被关进牛棚不许回家。文革结束后每当谈起相关事情，爸爸最常讲的两句话：一是，四人帮搞的那种“回声政治害死人害死国家”；二是，凡是违反常识的什么舆论甚至是政治运动或政策，其实事实上结果都最终证明是错误的，误国误民。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爸爸个人在1956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划定为右倾言论分子(还好没戴上右派的帽子)，文革期间也没少经历磨难，但始终没有听到他讲过出于个人不幸遭遇而发牢骚的话，更没有去甚至附和所谓“伤痕一代、伤痕文学、伤痕流派”的那些否认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极端攻击性言论。相反，后来改革开放开始，爸爸不但积极拥护、努力工作，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后期最终成为了中共党员。
作为“花絮”讲一讲爸爸的几个个为人处世的小故事。
爸爸在美国留学期间交上了几个作为留学生或留美学者的朋友。其中一位是研究历史的，他回国后在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大儿子记得他小时候这位历史教授还到过家里来作客还住在家里一两天，可见交情好。到了晚年的1980年代后期，这位历史学教授写了一本自传，并邀请爸爸作序。该书中有人对其讲到了“桃李满天下”的说法。爸爸读后觉得，如此措辞，那应该是学生中有些很有水平出了名的，但事实上是没有这种情况；从而爸爸认为该书中言辞表达显得过誉，于是委婉谢绝了。当时爸爸跟早已成人的二儿子讲起过此事。结果，此后那位教授再也不理爸爸了。其实爸爸能事先估量到这样婉拒可能招致的后果，但他就是不愿意讲违心话，看面子随便附和甚至互相堆词、吹捧造势。
另一个例子：爸爸年轻在西南联大读书并1940年毕业后留校教书。自那时起交了一位也是经济学专业的年轻学者朋友；1950年爸爸回国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期间，两人同在经济系担任教职交往较多。后来1953年当时国家实行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经济系撤销解散，人员分往不同院校的经济系，两人从此分开但仍有来往。改革开放时期到来后，呈现学术繁荣景象。此时这位朋友早已在一所拥有相当高声誉的社会学系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成为元老级的学派领袖人物。恰逢当时国内经济学领域正在进行一场“社会统计学派”和“经济数理统计学派”两大学派之间的学术论战。这位老朋友曾邀请爸爸调到那所大学去共事。爸爸本人就是经济学统计领域的，当时正在进行国民经济的定量经济学研究。爸爸审时度势，判断他如果去了那所大学，那他就得肩负起声援这老朋友学术观点这样的的义务。爸爸是一个执著学问研究但不主张分派别论战的模式的知识份子，他说他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只想作纯粹的学问，所以也是婉拒了该邀请。此后那老朋友跟爸爸之间二人交往变疏远了。
再说一个文革期间的例子。文革早期有一段时间，爸爸所在的院校当时分为两派，而且那阶段教师群体同样分别参加到两派之一。当时，该校党委书记也在某一派别之中，他还特意邀请爸爸参加他那一派。但是爸爸坚持认为，他不喜欢这一派那一派的折腾，尽管邀请他的那一方当时显得势力强盛，但他并不参加；他情愿并认定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观点，决不讲违心话做违心事，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收音机“晚到”的故事。1950年爸爸回国时，当年同一邮论那些一起同行的留美学者和留学生，他们携带行李中几乎个个都少不了收音机、留声机这样的物品（今天称谓是家电）。可是爸爸就哪样都没带，但他却很细心地给留在国内的两个小儿子带上了两双旱冰鞋。不要他嫌吵闹的收音机、留声机，是他喜宁静爱沉思性格的写照；而这旱冰鞋则无疑是于细微处体现了爸爸作为父亲对儿子的钟爱之情。说来有趣，儿时我们家的收音机，还是一直到1955(或1954)年随着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普遍调涨工资那一年，才在已上高小的小儿子(1955年大儿子已经上初中并离家住校了)和妈妈的主张下购买的。
“糖果秘密”的小故事。小女儿（1956年出生）小时候聪明地发现，爸爸书房有个抽屉的一个小角落是一个糖果堆：原来，那阵子差不多每星期都会有一两次甚至两三次，妈妈在晚饭后洗过碗空闲下来时，给全家分发糖果，大家都随即吃掉了。不过正如前边讲过的，爸爸“一生不嗜烟酒，也从不挑剔饮食…”，小女儿每次特地送到书房给爸爸的糖果，爸爸中断读写拿到后，随手就顺带放到书桌一抽屜的一个角落，随即又沉入读写，所以爸爸只是收下存好，但并不吃糖。久而久之，小女儿便有了她的“小窍门”，定期到爸爸书桌那个抽屜角落去翻搜糖果，“独吞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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