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秀珍热爱护理事业，工作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理念，曾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工作者、优秀护士，在她带领下，神经科病房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病房。1982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1981年度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获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获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凌：1943年8月，继续读护校的机会来了。刘老师告诉我们，山西太谷仁术医院[5]护士学校在招生，而且有我们的同学在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可高兴了，就赶快和同学联系。我和张淑敏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但那个年代钱容易毛[6]，我们就买了点花布带在身上，想之后再拿花布换钱，就这样离开纺纱厂去了山西。

董：再次回到护校您的心情如何？学习和生活是什么样的？

凌：离开暗无天日的纺纱厂，回到日思夜盼的护士学校，我的心情非常愉快，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护士。护校的学习内容和现在差不多，有文化课、操作课，学习解剖学、药理学等等，理论课上完以后有临床实习，就在仁术医院。那时我的功课和护理操作技术成绩都很好，还获得了奖学金，虽然只有几块钱，也觉得很了不起。但没想到1944年12月，日军侵占了医院，护士学校也停课关门了。

凌：学校关闭后，很多同学都回家了，我和张淑敏生活又没了着落。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的护士学业还没有完成。当时，曾和我们在北洋纺纱厂一起做工的刘家兰、刘家惠、刘家琦三姊妹也离开天津来到阳泉工作，听说我们无处可去，便把我们接到了阳泉。到了阳泉以后，根本不敢出门，街上都是日本兵，整天就在家里头。后来，在我中学同学戎风兰的丈夫王靖国帮助下，我和张淑敏暂时找到了工作，我被介绍到阳泉市电灯公司营业所，做抄写用户电表和电费的工作。

1946年农历正月初二，太谷仁术医院护校复校。得到消息后，我和张淑敏赶快回到太谷继续上学，一直到1948年1月毕业。我这护士学校可算是念完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将近四年。

凌：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人的生活不容易，要生活就得奋斗，做什么都得要做好，否则你可能就没机会继续做这个工作了。像我在纱厂做工，如果不按人家的钟点工作，人家就不要你了。学护士也是，如果不好好学，人家也不要你了。特别是抗日战争那个时期，真是不容易，只能是自己奋斗，好好地做人。当然这一段我也是靠着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他们给我介绍工作，我努力挣点钱才把护校读完了，不然也不行。

凌：毕业的时候，太原有一个第七防疫大队，队里好几个护士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她们就把我们介绍过去，主要工作是打防疫针。

半年后，队长的秘书要回北京，我们队里好几个人跟他商量，也想一块来，他同意了。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被带到了北京。来的时候是坐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个同学的哥哥在机场工作，帮着买了飞机票，所以到处都是朋友的帮助。

到北京以后，通过原来防疫大队队长王迪民的介绍，我们女同志被安排到东四钱粮胡同妇婴保健所帮忙，做护士工作。做了大概一个月，妇婴保健所的同事陆月英又把我介绍到府右街南口的儿童医院，我在儿童医院又做了一个月的夜班护士。

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

凌：1948年11月，一起从太原来北京的同事把我叫回钱粮胡同新成立的第十一防疫大队，大队要组织医生、护士等下乡防疫。我还是想在医院里做护士，于是准备另找地方工作。我和张淑敏等朋友商量，她们都劝我来协和。我担心自己是小医院护校出身，怕自己学的跟不上工作，但她们鼓励我试一下，张淑敏替我要了护士报名单，我鼓起勇气，拿着仁术医院护校的毕业文凭来到了协和。

我从医院西门进去，走到老楼5号楼楼下的护理部办公室，找到了护理部主任聂毓禅[7]，她是我在协和见到的第一个人。我把文凭递给她，她问了我以前的工作情况，问我有没有来过协和，聊了一会儿，她说：“好，你13号来查体，查体没什么问题就上班。”她很精干，也很和气，说话非常有条理，也挺果断。

董：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时有哪些深刻的印象？与之前相比，护理工作有哪些不同？

凌：我到协和之后，首先感受到的是建筑的雄伟，这是第一印象。设备设施各个方面都很好，这样工作起来就很方便。像山西太谷仁术医院，条件要差一些，很多是因陋就简。

另外就是对病人的态度真是好。我工作后先被分配到门诊，就在现在的老楼10号楼1层，主要是陪着病人看大夫。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妈妈带着六七岁的孩子来看病，孩子腿上长了一个疮，哭着闹着害怕见大夫。出诊的吴蔚然[8]大夫态度特别好，说话温和又有技巧，孩子跟他聊着聊着就不哭闹了，吴蔚然大夫把孩子拢到怀里就把病给看了。旁边的护士也说：“小朋友，我给你弄，不疼。”大夫这么一说、护士这么一哄，孩子不哭了，乖乖跟着护士换药去了。从往妈妈身后钻到跟着护士走了，你看这个改变多大吧。我在旁边看着，心想这大夫多好、这护士多好，病人不受罪啊。这是对我的教育，所以之后的工作中我也学习他们，从来不对病人大声嚷嚷。

从内科病房出来之后，我又去外宾病房工作了一段时间。1951年，医院要成立单独的神经精神科，就把我调到神经精神病房去了。

董：神经精神病房的工作有什么特点？

凌：为防止精神病人跳楼，神经精神病房在老楼8号楼地窨子，有20多张病床。病房分大房间和小房间，中间有一个像客厅一样的地方，病人可以在那儿做手工，进行工娱治疗。护士长郭菊芬也是协和护校毕业的，她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也让我很受教育。与内科病房的病人不同，神经精神病房主要是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有的意识完全不清楚，有的时清楚、时昏迷。除了医疗、护理工作之外，还要防止他们自杀、伤人。当时病房里有两三位男护士，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一把钥匙，门要保持锁着，不然病人就跑出去了。有一次，一个病人跑出去了，一边跑一边喊：“我跑咯，我跑咯！”结果被门卫拦下来，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

凌：病房的管理主要还靠护士长，具体的操作护士们都做了，护士长在管理方面要多操心，有事大家商量，团结成一个拳头往前走。护士长带头做很重要，光说不行，也得做，而且还要真心，你付出真心了，你说话算数了，同志们也会看得出来的。

工作几十年，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心里有过疙瘩，都是非常坦诚相待，这样大家也快乐，工作也完成得好。现在我们八楼一的同志们还经常聚会，还怀念工作的时候，这种情谊就是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团结形成的。所以我觉得做护士长容易，也不容易。

凌：惭愧，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创新，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努力把工作做好。

粉碎“四人帮”以后，医院号召整顿病房，加强临床护理，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怎么做呢？我就和同志们商量，大家纷纷出主意，有一些老同志就提出，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把病房的工作分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大家都当家作主。

整顿病房首先从陪伴制度开始。那时候43张病床，23个陪伴家属，再加上医生、护士，几十个人在病房里来来回回，真是乱哄哄的，有人说我们病房是小东安市场，所以一定要减少陪伴。有一个病人，四肢完全瘫痪，但是神志清楚，体重200多斤，家里不止一个人来照顾，病房两个护士给他翻身都费劲。听到病房要求家属不能陪床，病人马上就哭起来了，家属也难受，我们就耐心地跟他解释，同志们也都悉心照顾，三天以后这个病人说：“护士长，我不用家人陪了，你们比他们做得还好!”我们既完成了医院的任务，病人感觉还挺好，这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对于预防病人从床上掉下来，我们有个护士同志老孙就想，病人掉地是因为床的两边没有围挡，编网或许有用。我给他领了粗的线绳，他编成网，安在床的两边，病人就安全了。有一次护士巡视的时候，发现一个病人正在网兜里，就赶快把他弄起来。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病人掉过地。

病房的被服管理也是个难题，因为重病人多，更换次数多，我们就安排专人负责，定了好些规矩，在和洗衣房交接的时候加强清点，确保数量正确，不影响大家使用。

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有一项是加强晨晚间护理，因为神经科卧床、尿失禁的患者多，容易长褥疮，所以我们早晚都给病人“小擦澡”，这样病人既干净、又舒服，我们也能仔细观察、及时察觉到病人情况的变化。床旁交班时，会给稍有褥疮前期征兆的病人在床头做个标记，所以我们这儿没有病人长过褥疮。

除了临床护理工作之外，其他一些辅助的事也要做好。我们还整顿病房环境，规范物品管理，做到物各有处，做好环境的清洁等等。等到医院做整顿病房工作总结时，指定我向全院作报告，介绍我们八楼一的经验。

凌：工作都是依靠大家努力一块儿做，所以有成绩出来，大家都高兴。病房的事虽然琐碎，但大家都有当家作主的思想，认真负责，分着管就容易管好。对于定的规矩、措施，我们经常检查。比方在早会上，每人一张纸、一支笔，我就提问，洗衣袋放在何处？治疗盘放在何处？急救盘里应该有什么？像考试一样。另外有好人好事我也在早会上集中宣扬。发动群众，做事也是锻炼群众，这是我的一个收获，我们病房先后出了五个护士长。

我们强调不在办公室扎堆，鼓励病房所有护士多去巡视、观察病人的情况，也在这过程中发现了好多患者的病情变化。有个护士在巡视时发现一位病人面色不好、呼吸不畅、脉搏快、瞳孔也不等大，心里特别着急，赶紧和身边经过的同事说：“你赶快准备20%的甘露醇，把抢救车拉来，我去告诉大夫！”等大夫来了，抢救车已经就位，马上输液，病人瞳孔慢慢恢复了。后来请神经外科会诊、做完手术，病人康复出院了。如果没有扎实的业务知识，这位病人不可能被及时发现、抢救。

除了在临床实践中提升护士对疾病的认知以外，我们还组织培训，比如有些护理技术操作，就请高年资护士给年轻的、或者不熟悉的护士讲；有些业务知识，我们请专科的大夫来讲，大家通过学习就都提高了。八楼一病房的医护人员非常团结，工作氛围融洽，所以大家工作起来不叫苦、也不叫累。

董：在神经科病房工作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人？

凌：有一个21岁的小伙子小梁，我记得很清楚，是格林巴利氏综合征病人，四肢软瘫，呼吸肌麻痹，还患有大叶性肺炎，到病房马上就抢救，进入铁肺[10]。他自己不能喘气，完全靠铁肺压迫他呼吸，而且吸着氧气。尽管人手很紧张，我们还是抽出三班人做特护，在保护隔离下为他吸痰，观察痰量和颜色。他的身体不能动，我们给他擦洗、活动肢体。他不能说话，但是神志清楚，脸上有表情，我们就写字和他交流。写“你腿疼是吗”给他看，他一闭眼我们就知道是猜对了。有一次，写了好几张都不对，结果不小心碰到了他的鼻子，他笑了，我们就写“是鼻子吗”，他闭上了眼睛，原来是鼻子痒了。

他一刻也不能离开氧气，有一次老孙同志知道医院氧气快没有了，他在下班路上碰到医院运氧气的车，就赶快跑回来告诉病房的同志：“咱们医院拉氧气的车回来了，你们赶紧去换！”还有一次，铁肺不能支持小梁的呼吸了，需要更换海燕呼吸机，协和医院没有，要到301医院借，老王同志顾不上吃饭马上就去借机器。但借机器需要几个小时，这期间小梁的呼吸不太平稳，我们赶紧制定了细致周密的护理计划，在呼吸机借来之前，组织护士无间断地用人工球囊维持他的呼吸，为救治争取宝贵的时间。你看，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病人在努力，这些行动多么可爱。

小梁在神经科治疗了318天，其中特护记录4个月22天，使用人工呼吸器71天，氧气200多桶，输液120多次。在多个科室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医护的密切配合，小梁终于康复出院。看到病人治愈出院，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凌：不是另外一个家，恨不得就是一个主家。就觉得病房的工作是主要的，很多工作也是拿回家做，孩子小的时候，都没时间带他们上公园玩。我那一半呢，他也挺支持，因为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行政工作，有上班下班的时间，咱们这儿那就不一定了。再有呢，街坊们也好，他们帮忙看着孩子，所以也省心。

家人跟我说，你没有家。我说，我这病房不是家吗？哈哈。这病房是个家，做好了是个愉快的事，病人感激你，大夫也高兴。我做了一辈子工作没做够，1986年退休后，科里留我，我也愿意，又在门诊待了四年。

凌：工作内容真是大不一样，虽然都是神经科的病，病房的病人通常在那儿躺着不动，而门诊的病人是流动的，今天来了马上就走，性质不一样，工作重点也不一样。我在门诊的时候也是强调要多观察病人。

比方我就曾碰见一个老太太抱着个男孩，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哭，也不说话。我就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大夫也没给孩子开药，就叫回去治。当地医院诊断是脑炎后遗症，从神经科来讲也没太多治疗方法。我们就劝她别难受，又找了一个老大夫给看，也是这个诊断，就给孩子开了点营养药，老太太放心地回去了。假如我们没有观察，没发现老太太的问题，这问题就解决不了，她抱着孩子得多难受啊，回去家里人也难受，给他们那一片的人一说，一片人都不满意协和医院。这样解决，她心平气和，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在门诊工作好像挺简单，但有时会碰到好多问题，牵涉到很多方面，比如病人有外地的、有少数民族的、有农民、有华侨等等，都要想到党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是什么，要贯彻落实。

凌：患者宣教我们也觉得非常要紧，当时主要通过口头宣讲、黑板报、小卡片等形式。内容除了疾病知识以外，还有像预防煤气中毒这类常识科普，有的病人看了之后说，我得回去好好收拾收拾家里的炉子。

除了听的、看的，还有想的。我们引导患者候诊时仔细想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得的病、看过大夫没有、做了哪些治疗、治疗效果如何、现在情况怎么样……这样等见到大夫的时候说得就全面了，大夫也能更好了解病情。

我们这样做宣教，大家安静下来，就诊秩序也变好了。后来医院鼓励我们，奖给我们一台录音机，我们就录好音，讲和人民健康、生活有关系的故事，大家都爱听。

董：您为患者做了很多，有没有患者做过让您感动的事？

凌：有一个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女中学老师来看病，做了好些检查，但结果还没出，她跟我们说她不能再等了，因为要开学了，不能耽误学生上课。我说那你先走，我们把这些检查结果集中给大夫看，看完写出诊断意见给你。后来我把检查和诊断结果给她寄了去，解决了她的问题。她非常感动，写了感谢信，还寄来了一大包黄豆。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1]，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又把黄豆给她寄了回去。

还有的给我们拿土豆，写表扬信，还有的建议我们把科普材料印出来卖给大家，作为护士的奖金……人还是要真诚相处，从病人利益出发，你做得对，大家会支持，在这个正确的基础上团结，大家一块努力，慢慢会越来越好。

凌：我的生活挺平淡的，退休以后出国去我女儿那儿待了两年。回来以后觉得光这么待着也不是事儿，就订了好多报纸杂志，有些文章挺好的，我就剪下来、粘成册，国家大事、英雄人物、健康知识、花鸟、中国画……分门别类整理了十箱，我想等孩子们回来，让他们看看国家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对他们是个教育，这是我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另外我也从网上学习健康知识，每天坚持走路30分钟，就在门外的走廊，刚开始挺困难，时间久了就很自然了。我没想过怎么能够长寿，也没觉得现在我已经挺老了，没那个感觉。

凌：我选择了这个职业，到现在还是热爱这个职业，护士是医疗中不可缺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我学问不多、技术不高，我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所以我好好做，在这一点上贡献我的力量。能帮助别人一点，我就很高兴。

董：抗美援朝时您荣立了三等功，1981年您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3年又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而且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几十年过去了，您怎么看待这些奖励？

凌：我觉得没有什么，所有的这些表扬，我不觉得好像是个事，奖发了，这个意义也就过去了。

凌：我没有什么成就，就是在工作中努力团结同志们，一起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响应医院号召整顿病房，经过半年时间完成，能够作为典型向全院汇报，虽然是小的成绩，但却是同志们一起努力做出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到现在她们还都惦记我，我觉得这是成就。希望能把八楼一的故事传下去，鼓舞年轻人做好工作。

凌：对于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一个是要听党的话，再一个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把工作做好，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没规矩不成方圆。同时有所创新，在协和这么好的条件下，努力争做德才兼备、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护士，做中国护理界的排头兵，在国际上争光。

协和培养了很多医学与护理人才，协和人工作非常严谨、精益求精，救治了无数疑难重症的病人，这都是伟大的贡献。希望以后咱们协和继续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与爱同行，再创辉煌。

[1] 该校由美国传教士富善与其夫人富柯慕德创建于1904年，初为七年制小学，1923年改为六年制小学并招收初中生，1927年校名由富育女子学校改为富育女子中学，现为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

[2] 1937年9月24日，日军侵占保定，直至1945年8月投降。八年间，日军在保定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惨案。

[3] 该校成立于1915年，学制四年，课程按照中华护士会要求设置，除理论学习外，还需到博济医院实习。

[4] 张淑敏，曾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门诊护士长。

[5] 太谷仁术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由美国公理会韩明卫（Willoughby A. Hemingway）夫妇创建于1904年，现为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人民医院。1917年，仁术医院建立山西第一所护士学校。1920年，仁术医院护士学校在中华护士会正式注册，学制四年。该校男女都收，年龄须满18整岁，女子已嫁者不收，毕业前不准嫁娶。学生修完四年课程并通过中华护士总会考试后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6] 即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意思。

[7] 聂毓禅（1903—1997年），河北抚宁人，著名护理学家、护理教育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首任中国籍校长，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

[8] 吴蔚然（1920—2016年），江苏常州人，著名外科学家。

[9] 张金哲（1920—2022年），天津人，小儿外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10] 铁肺是第一个代替人体器官功能的机器，铁肺中的气泵通过抽气和排气来调节内部气压，以此来按压胸膛达到刺激呼吸的目的，可以帮助无法进行自主呼吸的患者维持正常呼吸，延长生存时间。

[11]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