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08 16:54 【转载】 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比较新台两市的环保/制度/精神和结果,大赞台北,并自我批评

dsZ15_0208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比较新台两市的环保/制度/精神和结果,大赞台北:谁的垃圾谁负责,自己动手是公德; “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 ;多造垃圾多缴费,少丢垃圾大家乐。同时引用考察团团长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陆圣烈的名言反省自身:“We are a cleaned city, not a clean city”(新加坡是个‘被干净’的城市,不是干净的城市)。原文如下。

韩咏梅:被干净的城市

韩咏梅

2015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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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曲

新加坡要从一个“被干净的城市”恢复到一个真正干净的城市,这条路并不漫长。只要大部分的人走几步回头路,捡起过去几年我们不经意丢掉的“自己动手精神”以及公德心,配合我们的行政效率和现代化的设施,效果一定会很明显。

我们报馆数月前取消了每个座位一个字纸篓的安排,改成四到六人共用一个比较大的垃圾桶。为了进一步减轻清洁工人的工作,公司发电邮要求大家把厨余拿到小茶水间丢弃,办公室里的垃圾桶留给纸张之类的垃圾。

若想保留过去转个身就可以把东西丢掉的便利,行,可自备私家字纸篓,放在办公桌旁,每天得自己拿到大垃圾桶去清倒,而清洁工只清理指定垃圾桶的垃圾,其他的一概不会清理。

这么一来,清洁工在收垃圾时,需要弯腰提起、再倒入大垃圾袋的次数减少了几倍,人力需求相应减少,打扫卫生的效率也高了。正如其他需要人们放弃一点便利的措施一样,这个安排实行后,大家难免都会调侃一番。有人说:“垃圾桶放那么远,每天可以练习投篮几次。”

几个星期前我和公共卫生理事会到台北考察,发现转身就能丢垃圾的便利,在台湾并不存在。新加坡随处可以找到的垃圾桶,在那座城市中是看不到的,但是那里并没有变得很肮脏。相反地,台北市容虽然不新,但是街道上、骑楼间,很少看到垃圾。

台湾小吃很著名,路上到处可以找到吃的或喝的,吃喝之后包装袋和纸杯,台湾人都带着自己制造的垃圾回家处理。

处理垃圾时也有一套学问,台湾家庭需要三个不同的桶:厨余桶、资源回收桶和一般垃圾桶。他们对丢弃物的分类做得很细腻,吃剩的饭菜、果皮等丢进厨余桶;饮料铝罐、塑料包装纸、报纸、玻璃瓶和电子产品等可回收的物品,则丢在资源回收桶,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垃圾”。

每天傍晚,市民们会把包好的丢弃物拿到路口等垃圾车经过。台湾的垃圾车很有特色,一面行驶一面播着像“门铃”一样轻快的音乐,比如《献给爱丽丝》。垃圾车抵达后,市民们就把丢弃物分门别类倒掉,然后跟自己制造的垃圾“告别”。

这么处理垃圾,并不是好逸恶劳的人性本能,台湾人之所以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因为背后有一套长期的思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口大量集中造成垃圾量逐渐增加,台北市面临严重的垃圾掩埋问题,即便把垃圾焚化成灰烬再埋置,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

台北市于是在1996年逐步推行“垃圾不落地”和“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运动。2000年政府也把一贯以来和水费一起收的垃圾费割出来,按垃圾袋收费。垃圾袋分大小两种,大的新元8分,小的1.5分,垃圾车只收指定垃圾袋,厨余和可回收资源则免费。

若有人用其他的塑料袋装垃圾,试图浑水摸鱼“免费”丢垃圾,市民可举报。触法者罚金是50至250新元,举报人可以获得50%罚金。政策推出时,怨声载道,但因为政府先发给每一户相等于可供三个月使用的垃圾袋,到了第四个月,大家渐渐习惯,怨声也就慢慢平息了。

丢 多少垃圾,付多少钱,垃圾越少,缴费越少,不但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更可鼓励民众减少垃圾量及回收资源垃圾,间接也造就了台湾的资源回收产业链,比如把回收 塑料矿泉水瓶做成的快速排汗运动衣。从2010年世界杯开始,巴西等几支球队穿的球衣,就是用台湾塑料瓶回收纤维制成的球衣,平均每八个塑料瓶可以做出一 件。

资源回收产业的形成,也促使民众改变对垃圾和废弃物的态度,因为那些可以抽出塑料纤维制成衣服的塑料瓶必须是干 净的,弄脏的话回收后清洗成本很高,卖不到钱。于是,推动了人们自发地确保干净,也更坚定地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催生出全民注重环保的精神。对废弃的塑 料瓶尚且要保持干净,保持周遭环境卫生的概念也就自然形成和巩固。

另外,台湾学校把爱护环境当成品德教育的一部分。学校里一般没有校工,从小学到高中,打扫校园是学生每天的必修课,包括洗厕所。我们参观的三所学校,校舍都是30年以上的建筑,外观老旧,教室里的桌椅还是二三十年前一直延用至今的木桌木凳,但是都一尘不染。

韩咏梅:被干净的城市

韩咏梅

2015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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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走访民生国中的时候,学生们刚刚吃完午餐,一组在清理厨余,一组在打扫校园,没有清洁工,老师也卷起衣袖帮忙打扫。这所中学是台北市排名十大的名校之 一,正如我们新加坡的紧张家长一样,一些学生父母对于孩子在学校里每天要花至少20分钟打扫很不以为然,有些甚至愿意掏腰包出钱请校工帮孩子打扫,但校方 坚决不允许。负责环境教育的王老师说:“教育就是从生活上学习,打扫是每一个人的必要能力。”

“垃圾”在新加坡读音是“lā jī”,台湾念“lè sè”,听起来象“乐色”,然而这个词在两地不同的何止是读音,对于垃圾的观念,我们的差距也很远。台湾人处理垃圾的方式是“面对它,处理它”,新加坡则通过行政效率,确保垃圾快速从眼前消失。

在 台湾考察期间,跟当地人听说我们是来看他们如何保持环境干净的,都感到十分惊讶,几乎人人都说:“新加坡已经很清洁美丽了呀!”这个时候,考察团团长公共 卫生理事会主席陆圣烈总会用他的名言回答:“We are a cleaned city, not a clean city”(新加坡是个‘被干净’的城市,不是干净的城市)。

我们的干净不完全是人们自发的,而是每天数以万计的清洁工人打扫出来的。新加坡人把打扫卫生当成是很低级的工作,一般都不愿意做,请外劳代劳又嫌人口太拥挤;看到年长清洁工,又埋怨老人没有被善待。

如果焦点放在“谁来处理垃圾”上,我们会陷入一个争论不休的局面,因为谁都不愿意做,也不愿意承担聘用外劳带来的成本和拥挤后果。

要 让新加坡成为一个真正干净的城市,还是得从可永续发展的思路出发,像台湾一样,把打扫当成“必要技能”,将爱护环境归入品德教育的一部分。这在新加坡并不 是完全新鲜的事,很多中年以上的新加坡人,都记得念小学时当值日生、擦黑板、打扫教室、洗厕所和清洗校园等。随着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了,我们不再把这些小事 放在眼里,东西随处乱丢也不在意,因为随时有清洁工等着打扫。

新加坡要从一个“被干净的城市”恢复到一个真正干净的城市,这条路并不漫长。只要大部分人走几步回头路,捡起过去几年我们不经意丢掉的“自己动手精神”以及公德心,配合我们的行政效率和现代化设施,效果一定会很明显。

正如报馆的共同垃圾桶,实施几星期后,大家都接受了丢垃圾要走两步路的习惯,其实一点小改变,也没什么不方便。

(作者是本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 hany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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